“我发誓不再接命案！”梁雅丽律师说这话的时候没有一丝犹豫。

　　这份坚决，是从五年前的招远案之后开始的，五年前的这一天（8月21日）这个震惊全国的案件开庭审理，而五年后的今天梁雅丽仍然不想面对这个案子。

　　交谈时她至少四次发出长叹：“我到现在也没法面对，但我迟早要面对……”

　　我也是母亲才会接下这个案子

　　梁雅丽律师承认，如果按照她常规的为人处世，这个案子是不会接的。“我也会做自己的判断。”

　　事实上这个判断在中国有很多人做出。

　　根据公开资料，2014年5月28日，山东招远发生了一起“全能神”邪教成员故意杀人案件，六名该邪教成员在麦当劳向周围就餐人员索要电话号码，在遭到拒绝后，竟当众施暴，残忍地将被害人殴打致死。

 

　　全国震惊，网络舆情一片谴责声，要求严惩凶手！

　　司法机关之后公布消息：除1人因未达刑事责任年龄另行处理，张帆、张立冬、吕迎春、张航、张巧联被依法起诉。

　　这时张帆的母亲找到了梁雅丽律师，希望能够由她辩护。

　　“事后母亲曾经告诉我，也有很多律师慕名想提供免费的代理，但这个母亲比较理性，也比较慎重，她想找一个能陪孩子走完最后一程的律师。”

　　这位母亲几次给梁雅丽打电话发短信，“我也是一个母亲，所以我接下了这个案子。”

　　执业生涯中第一次彻底无助

　　显而易见的是，这个代理过程非常艰难，具体过程梁雅丽不愿说太多，她印象最深的有两点：一是这位母亲可想而知的无助；二是被告人张帆给她的反差。

　　“我见到的她本人跟媒体报道的完全不一样。”梁雅丽回忆，张帆一开始给她的印象是个文文静静的小姑娘，但交谈后发现她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而跟现实世界是脱节的。

　　“我也想告诉她现实世界的规则和（做事情）后果，但是她完全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。”梁雅丽回忆起张帆时不由得一声长叹。

 

　　同时她也感到，张帆可能在案发过程中精神状态存在问题，也曾试图想为她做刑事责任能力鉴定，但是由于各方面原因没能实现，这也让她感到“执业生涯中第一次彻底无助”。

　　案件的结局并不意外，张帆被判处死刑，并于2015年2月2日被执行死刑。

　　心理难复 发誓不再接命案

　　梁雅丽承认，之前她并非没有代理过命案，类似经历也有过，但这次她却难以走出来。

　　她回忆，张帆被执行以后，她脑海里经常出现张帆的身影，闪回她们见面时的场景。她从一个母亲的角度接了这个案件，这却让她在张帆被执行后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冲击。

　　按照工作习惯，她应该在案件结束后很快做出整理，然而唯独这个案件她五年没有整理，并且至今也无法面对。

　　甚至于，她从此发誓不再接命案。

　　究竟是哪一部分难以面对？梁雅丽不愿意说。

　　她只是表示，希望未来对于可能判处死刑的被告人，可以在法定程序上设立对其做刑事责任能力的鉴定。

　　刑辩律师心理压力是普遍情况

　　事实上，梁雅丽律师认同自己对于刑事案件相对一般人更有些“免疫力”，她在大学时曾学习侦查学、解剖学，对一些惨烈现场相对有些耐受力。

　　但正如一些警察、消防员会有应激障碍发生，在办理刑事案件辩护的过程中，律师们也会接触各种刑案中血腥、暴力等方面的信息。

　　据梁雅丽律师说，这种情况在律师中，尤其是刑辩律师中是很普遍的，一些比较投入的刑辩律师，都会承受代理过程中的心理压力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律师由于工作性质特殊，类似情况并不会选择倾诉。

　　“每次开大庭结束，都会病一次，这就是身体自己的一种调节吧。”梁雅丽律师表示，自己会通过跑步来调整，但像招远案她到现在都调整不过来，只好采取一个避而不谈的态度。

　　“在国外可能要看心理医生干预，我们要学会自己疏导。”

　　美国律师：28%的律师有抑郁症状

　　关于中国律师的心理健康状态，国内目前相关的研究还不多，或许国外的一些情况可以作为借鉴。

　　2016年美国律协ABA曾经委托专业机构对近13,000名执业律师的心理健康进行调研，发现约28％的律师表现出某种程度抑郁症状，21%的律师有酗酒问题，19%表现出焦虑症状。

 

　　与中国同行类似的是，美国律师同样在遇到心理问题是不愿意与人沟通，担心被人视为“弱者”。

　　CNN在进行报道时说，“法学院、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本身必须采取积极步骤，投入有意义的资源来克服这一挑战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