针对杭州来女士失踪一案，2020年7月25日杭州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：“综合判断来女士可能已经遇害，来某某女士的丈夫存在重大嫌疑，已经被采取强制措施，公安依法展开审讯，经过审讯“突破了嫌疑人口供”，交代其将妻子杀害，肢解抛尸”（大意，非原文）。至此，似乎真相大白于天下。关于此案侦破，引发了媒体、民众的广泛关注，以致于有人因此怀疑婚姻、怀疑人生，可见该案影响之大。该案经过一周多的“大热”，开始降温，笔者在此之际谈谈关于该案的冷思考。

　　一、妻子被杀案的侦查思维和审查起诉、审判思维

　　目前，杭州来女士失踪一案尚不宜称为“杭州杀妻案”，妥当的说法应该是“许某某的妻子被杀案”。在我国，妻子好像很容易成为被害的对象，司法史上也出现了多起著名的“妻子被杀案”，相应的也就出现了多起“杀妻案”，如佘祥林杀妻案、杜培武杀妻案、于英生杀妻案等等，可是，后经查明，全是著名的冤假错案。这些著名案件既透射出妻子被杀案的侦查思维，也折射出审查起诉、审判思维，及其不同。

　　（一）侦查思维：怀疑一切；丈夫是首要的被怀疑对象；不放过任何一个坏人。

　　侦查是案件证据从无到有的阶段，是指控证据的发现、生成阶段。无疑，侦破案件对来说侦查人员是很大的挑战。如何破解难题，“怀疑一切”、“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”，就成了侦查思维的应有之义。那么，在妻子被杀案中，丈夫不可避免的也是怀疑对象，“一切皆有可能”，这也无可非议。夫妻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大小矛盾，也是不可避免的，矛盾会产生动机，动机会带来行为，丈夫存在杀妻的可能。侦查人员顺着矛盾、动机，怀疑丈夫，将其列为嫌疑人也不能是错误的。因为侦查应该“不放过一个坏人”。但问题是，侦查实践中，常常出现将丈夫杀妻作为唯一的侦查方向，忽视了其他疑点；也常常出现以杀人动机代替杀人行为的侦查误区；以致贻误战机，形成错案。

　　（二）审查起诉和审判思维：排除一切合理怀疑，不冤枉任何一个“好人”。

　　和侦查思维不同，正确的审查起诉和审判思维应该是奉行无罪推定原则，对证据的审查认定应该坚持“排除一切合理怀疑”，其实质要义是“不冤枉一个好人”，当然这里的好人是指“只要证据不能排除其是好人的合理怀疑，其就是好人”。再回到著名的三大杀妻案，亡者归来、真凶出现后，佘祥林、杜培武、于英生才被宣告无罪，尽管之前他们一再辩解无罪，但也是经历了“被冤枉”的苦难历程。为何无罪者会被冤枉？究其根源，那就是因为在审查起诉和审判过程中，思维上奉行的不是正确的无罪推定原则，而是有罪推定，甚至是照搬了侦查思维，错案在所难免了。

　　（三）如何处理侦查思维和审查起诉、审判思维的关系

　　这是个大话题、大问题，如何处理虽然是难题，有难点，但牵牛要牵牛鼻子，则难题不难。笔者以为，只要侦控审三机关各自守住自己的“道”，各自遵循正确的思维行事，即可事半功倍。当然，指控机关对侦查机关、审判机关对指控机关的证据、行为认真履行审查、监督职责，就是刑事诉讼法要求的“相互制约、相互影响”，属于其应守的“道”。如果只是一味的配合，甚至和侦查思维融为一体，则是离经叛道。

　　当然，更要说明的是，本文谈的是侦查思维，侦查思维不是侦查证据，更不是用侦查思维代替侦查证据。相反，侦查终结时仍要坚持“做到犯罪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、充分”。侦查思维可以“怀疑一切”，但侦查证据不应如此。为了防止侦查思维指导下的侦查证据“走偏”，因此，必须通过对侦查证据的审查、采信路径，用审查起诉、审判思维制约侦查思维，必须对侦查思维下的侦查证据进行限制，立法上也是如此规定的。

　　二、正确把握言辞证据和实物证据的关系，不能重言辞，轻实物

　　（一）言辞证据和实物证据的证明力比较

　　一般而言，实物证据较为客观，相较于主观的言辞证据尤其是口供，证明力更强。因此，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，重调查研究，不轻信口供，只有口供没有其他证据的不得定罪；立法对实物证据实行裁量排除原则，只有“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”，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时，才予以排除，就是对实物证据证明力的“立法表态”。

　　（二）重言辞，轻实物的教训惨痛

　　重言辞，轻实物导致了不少冤假错案，教训惨痛。其他类案件不说，仅“杀妻类”就有佘祥林、杜培武、于英生三大错案；仅浙江地区，就有著名的“张氏叔侄案”，2006年4月13日中央电视台第12频道《第一线》栏目“无懈可击聂海芬”中，侦查人员聂海芬讲述了参与侦破“5·18奸杀案”时，如何在没有找到任何物证的情况下，通过“突审”，让“惊魂未定”的张氏叔侄交代“犯罪事实”，进而从“细节”入手，获得了“无懈可击”的证据。聂海芬说：“人刚刚到案，处于惊魂未定的状态下，经过突审，开口了，两个人都讲了。”而这里所谓的“突审”，被张辉、张高平一致认为是刑讯逼供。这四大错案的原因都存在“重言辞，轻实物”问题，比如佘祥林案对死者身份未能重视，张氏叔侄案忽视了“在案的他人血液”，等等。这四大案件，对当事人本人、家属造成的伤害巨大，他们的人生轨迹甚至被强行改变；而且，错一案，就是错两案，放纵了真正的罪犯，降低了司法权威和公信力，教训不可谓不大。更让人痛心的是，这四大案件的平反，都是真凶出现或亡者归来证实的错案，没有一件是贯彻“疑罪推定原则”、“排除一切合理怀疑”定罪标准的产物。

　　（三）来某某失踪案依然呈现“重言辞、轻实物”

　　关于来某某失踪案侦查的报道，曾出现过指称许某某杀妻，后被辟谣，然后2020年7月25日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再次确认的反转戏码，具体原因是否与“嫌疑人口供未被拿下”有关。但从2020年7月25日杭州市公安局新闻发布会通告的内容分析，“综合判断来女士可能已经遇害，来某某女士的丈夫存在重大嫌疑，已经被采取强制措施，公安依法展开审讯，经过审讯“突破了嫌疑人口供”，交代其将妻子杀害，肢解抛尸”，嫌疑人先有交代，才有发布会；而且是“突破了嫌疑人口供”，用的是突破；被害人“来某某可能已经遇害”，不是确定无疑遇害。该案侦查中仍存在“重言辞、轻实物”的严重问题。

　　笔者以为，侦破此案应重视实物证据，而非言辞，更非口供。比如，侦查机关首先应该通过尸块、DNA检测确认来某某是否已经确定无疑的被害；其次，应该查明分尸工具为何工具、去向、来源，有无购买、丢弃方面的实物证据，该工具上是否存在来某某的生物痕迹；再次，必须查明分尸的现场，并进行勘验检查；第四，嫌疑人当时穿着的衣物、鞋子，是否存在血迹等，也必须查明。等等。如果取得了上述证据，即便嫌疑人零口供，仍可以定罪处罚；否则，即便嫌疑人供认不讳，定罪证据仍然不足。

　　三、对舆论审判、舆论侦查说“不”

　　对舆论审判大家都不陌生，态度也很明朗：“不”。但有时口号是虚假的，行动是真实的，说“不”的人有时也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着“舆论审判”。比如杭州市公安局的新闻发布会，公安人员肯定反对舆论审判，但所作所为又有舆论审判之嫌。

　　舆论侦查，可能很多人不了解，其实，这个词也是笔者的个人总结。实践中，经常出现两种情况，一是案件侦破通告中详细描述了“嫌疑人的自然情况、犯罪事实、背景、动机”等事实信息，二是侦查机关并不掌握犯罪事实、甚至线索，但先将嫌疑人在上法律定性为某某犯罪，然后发布公告征集嫌疑人“涉嫌某某犯罪”的事实和线索。这两种情形，要么在事实上，要么在法律上，也可能在各个方面影响潜在的“证人、被害人、真正的嫌疑人”，影响证据的收集，影响侦查走向和结论。这两种通过舆论影响侦查的行为，就是舆论侦查。其危害比舆论审判更甚。

　　来某某被杀案侦查中既要避免舆论审判，更要避免舆论侦查。仍然回到杭州市公安局新闻发布会，通告内容过于详细，既有公安干警如何努力工作进而侦破的事实，也有许某某如何犯罪的事实，又有法律上的“定性”评价，这些内容不仅会影响之后检察官的审查起诉、法官的审判，也会影响收集证据等侦查工作的进行，因为潜在的证人、检察官、法官都可能受到“新闻发布会通告”的影响。当然，笔者不是反对新闻通告，而是强调要注意通告时机、内容和尺度。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。当年的张氏叔侄案，也是在侦查阶段进行了通告、宣传，也提到了如何突破口供的过程。但事实和历史证明张氏叔侄案是彻头彻尾的“冤假错案”。这不能不说和舆论审判、舆论侦查有一定的关联。

　　冤假错案并未走远，教训依然深刻，伤害仍痛彻心扉。作为侦查机关和司法机关，均应汲取教训，总结经验，对舆论审判、舆论侦查坚决说“不”，千万不能“后人哀之而不鉴之，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