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进一步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贯彻实施，来自全国三十多所高校的专家学者，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、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相关领导，地方公检法机关的业务专家，以及来自全国六十多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。本文根据朱勇辉律师在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。

 

朱勇辉

 

　　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勇辉律师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出“九问”：

 

　　一，对于愿意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，能不能无条件让其进入这个程序？现在的情况是有不少的犯罪嫌疑人愿意走认罪认罚从宽程序，但办案单位不同意。认罪认罚，到底是司法机关的职权，还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？

 

　　二，对于不愿意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，司法人员能不能保持中立？实践中存在某些案件办案人员“劝导”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情况，是否越界？

 

　　三，在从宽的结果上，能不能对被告人有实实在在的从宽，并增加透明度？据某调研项目结果，在某地认罪认罚从宽试点判决的被告人中，相当比例的被告人表示“后悔”，这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。

 

　　四，审查起诉出具量刑建议阶段，检察官能不能真正放下架子，与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协商量刑？最高检孙谦副检察长提出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控辩双方是“协商”关系，这一关系能否从制度层面和实施细则中得以落实？

 

　　五，审判阶段，律师能不能做无罪辩护？根据刑诉法第二百零一条，人民法院对认罪认罚案件，除了要审查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合法性，仍然要对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进行实体审查，那么，是否应当在认罪认罚审理程序中允许辩护人做无罪辩护？否则，法官单方是否能保证认定准确？现在的情况是，律师如果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提出无罪辩护意见，法官即不再继续适应认罪认罚从宽程序，使被告人失去从宽机会。

 

　　六，在审判阶段，法院能不能做到依法对检方明显不当（过高）的量刑建议勇敢地说不？刑诉法关于人民法院“一般应当采纳”检方量刑建议的规定，会不会对法官的最终审判权形成冲击？法官如何判定检方量刑建议属于“明显不当”，是个问题。

 

　　七，在法院判决结果高出量刑建议时，检方如果认为其原量刑建议不属于“明显不当”，检方能不能做到依法抗诉，要求二审法院予以轻判？实践中，检察院对一审轻判抗诉积极，对一审重判却鲜有抗诉。

 

　　八，能不能依法保障被告人的上诉权、申诉权？鉴于现在检方的量刑建议基本都是一个幅度范围，在法院从高判决的情况下，被告人上诉认为应该从低，是否应该考虑保障这一上诉权？今年，新闻媒体报道了多起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上诉后，检方抗诉导致二审法院加重被告人处罚的案例，这实质上对被告人行使上诉权形成一定压力。

 

　　九，目前，辩护律师普遍缺乏精准量刑方面的知识技能，无法对检方量刑建议提出有效辩护，律协能否对此加强培训？法检机关目前对量刑有比较多的培训，这些培训能不能向律师开放？以利于辩护律师将来能够做好认罪认罚案件的量刑辩护，使认罪认罚从宽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制度能够得到更好的执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