律师参与涉诉信访，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在于他是一种民间行为，是私权利的体现，而这种身份在一定程度上更容易被人们接受。尤其是在当前公众对司法公信力持有怀疑态度的情况下，由律师来参与这项工作更具有较大的互补性。其实，律师在化解社会矛盾方面早该发挥作用。由于中国律师制度的历史太短，人们对律师的认识存在很多误区，甚至认为律师是一个挑事的群体，却忽略了律师在化解矛盾中的特殊作用。所以，律师参与涉诉信访的工作，也有利于扭转公众对律师的偏见。

　　从律师参与涉诉信访的可行性来看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关于经费问题，我的观点是：首先，必须有经费支持，否则，即使做了也不会持久，因为律师是要吃饭的。其次，经费的来源应该是政府财政支出，也就是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。在美国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刑案都是由法律援助律师来承办的，就是政府以不同方式出资购买服务。其三，至于政府出资的能力如何，有一个很可行的办法，就是可以把用于信访的资金转移到涉诉信访上面来，对信访制度进行彻底改革，实行信访工作的司法一体化。

　　在没有法治的情况下，信访无疑是体恤民情、化解矛盾的重要渠道。但是，在走向法治以后，就应当将其纳入法治的轨道。我一直在呼吁，尽快将信访机制统一到司法程序中。将来，最好能将两审终审制改成三审终审制；目前，则可以首先把信访工作统一纳入到司法系统，把因信访而提起的案件一律纳入司法程序之中。这样做不仅可以进一步保障处理信访案件的公正性，还可以提高效率。那么，用于信访工作的财政支出就可以完全转到司法系统中来。同时，律师参与处理涉诉信访的经费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。

　　至于律师参与的方式，一种是在法院接待场所增设律师接待室，另一种是单独设立律师接待场所，由律师独立接访。出于避嫌的角度，我倾向于独立接访的方式，这样做也许当事人更容易接受，也能体现出更多的中立性。